造纸术简介（造纸术简介20字）

印刷术在我国书籍制度史以及科技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学界对印刷术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仍然抱有争论，本月读辛德勇先生《中国印刷史研究》，有所思，赞同有之，反对有之，记收获于此，如题目所言，本文偏重于活字印刷术研究，对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一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状况；二为铜活字本考异。

首先对活字印刷术起源问题研究首先要略谈印刷术的起源，在这方面辛氏较有创见地提出雕版印刷术术发明以佛像捺印技术为滥觞。他认为除了密教经咒之外，直到开元年间，目前还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见于确实可信文献记载的雕版印刷书籍，更没有确实可信的雕版印刷实物传留于今世。在印度以“佛印”印制佛像的技术，是在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或稍晚于此一两年间，始由王玄策带入唐朝，就像今天一样，绘画依然是一种专门的技能，大多数能够书写的人并不能同时具备绘画的本领，这就是佛像捺印技术的市场前景所在，继印制于绢或纸上的普通印佛之后，在印度的密教信徒当中，进而使用佛印和塔印将佛像、佛塔大量印制于沙土之上，并将此用为表达密教独特信仰和观念的一种惯常行事，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固定的“仪轨”。随着密教在唐朝的兴盛，印刷术产生所需要的市场前提就有了，除了捺印的佛像，就是密教的陀罗尼经。这种陀罗尼经都是一些密教的咒语。在开元年间伴随着密宗信仰的深入和普及，最先出现的文字印本，应该是捺印梵文陀罗尼经，而真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较此还要晚上一段时间。宿白先生认为印制年代最早的西安西郊张家坡西安造纸网厂工地附近唐墓出土的那一件陀罗尼经，安家瑶等人通过研究画面上人物的造型和服饰等内容，以为其绘制年代应“接近玄宗时期”，也就如黄永年先生等人的判定，印刷术的上限以唐玄宗开元年间。关于这点本人持赞同态度。

活字印刷术发明的内在动力即为传统的雕版印刷存在一些弊端，如活版的储藏问题，随着书籍数量增多，若皆以雕版印刷，制版的成本较高。活字印刷的记载最早见于沈括《梦溪笔谈》：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个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检阅这条史料，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活字印刷出现于宋庆历年间，发明者毕昇其流程大致如下：制字(字钉材质以胶泥为主，因追求版面的平整，所以木活字的尝试以失败告终）、置范(范的材质为铁质)、排版、固版(加热法）、印刷、拆版、贮字(字藏于木格之中)。

第二、活字印刷术的效率较传统雕版印刷术高。

第三、毕昇之印为沈括群从所收藏。

引史必先证史，我们需要对这段材料进行考证，一则是否为沈括本人之记载，二则沈括的记载是否可信。考证第一个问题，则需要对梦溪笔谈的版本源流稍作了解，判断其传抄可信度，沈括的《梦溪笔谈》宋本祖刻本早已毋见。据流传本考订，可知《梦溪笔谈》最初刻本为三十卷，内容比今本要多，但都散佚。北宋有扬州刻本，南宋孝宗乾道二年又曾重刻行世，惜宋刻本今皆不存，《梦溪笔谈》现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305年（元大德九年）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此本据南宋乾道本重刊，尚可窥宋本旧貌，其开本很大，极为铺陈，而版框很小，装帧为当时流行的蝴蝶装，在元代刻本中独具特色。今本则为26卷。由此来看，其记载可信度是可以保证的。第二个问题，沈括记载的工序是可信的。南宋紹熙四年周必大在给朋友的信中记录了这样的事：“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但是问题在于活字印刷术的效率上，既然活字印刷效率高于雕版印刷，为什么没有代替雕版印刷的地位？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外部原因即为中国传统文化基层书籍，即经史子集文献基本保持稳定，活字印刷术的市场需求较小，内部原因即活字印刷术存在着严重的技术缺陷，就是摆排出的字钉，忽高忽低，造成版面凸凹不平。高出来的字，着墨过重；低下去的字，又着墨太浅，或着墨不全，甚至根本着不上墨，这种情况，在存世中国古代活字本中普遍存在。

（按：因为活字印刷术的内外因限制，在活字印刷术发明出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技术基本保留在理论层面上，以之应用于实践刻书事业中的少之又少。）

关于印刷术的传播，西夏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西夏在文化事业迅速发展过程中，为了满足社会对书籍数量的需求，重视并大力发展了刻印书籍的事业。其实，西夏境内的一些地区，早在五代和宋初西夏尚未立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发达的刻印事业。如在敦煌发现的五代后晋时期的观音像和《金刚经》，就是当时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使曹元忠发愿刻印的。证明西夏地区早有刻印书籍的基础。宋、辽、金发达的刻印事业和高超的刻印水平，也会对西夏产生积极的影响。如与西夏邻近的山西平阳(平水)，在金代印刷作坊林立，是当时的刻印中心。平阳精美的印刷品流传到了西夏，有的还保存至今，如从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四美图》上标明的“平阳姬家雕印”，此外还有《关羽图》和剧本《刘知远诸宫调》。以此来看，中原的雕版印刷术在西夏已经有较大的市场，其印本以佛经为主。

接下来的问题即西夏的活字印刷产生的原因以及与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异同。首先西夏文的创制，可以做出大胆的猜测，在雕版印刷时，西夏文因其复杂的造字特点，对雕刻工匠的要求较高，刻字效率低；其次西夏文字初创，用雕版印刷术版刻书籍成本较高，由此活字印刷术登上了西夏的历史舞台，不同于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西夏采取的是木活字，即毕昇因为版面不平整所放弃的印刷方式。西夏的木活字印刷方式是由于毕昇的影响，还是其党项民族自身的创制，已经无从可靠，但是从毕昇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在当时社会的传播影响来看，我更倾向于后者。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之间的对比，在中原，不但追求刻书效率，同时还追求刻书质量，即为版面的平整，而在西夏由于其文化事业的落后，印刷书籍更追求实用性，即普及西夏文字和文化，其印刷术放弃了对版面的要求。近世黑水城出土文献发现一批木活字印刷书籍即为证明，如《维摩诘所说经》、《德行集》等。

关于活字印刷的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胶泥活字，如毕昇者；木活字，如王贞者；铜活字，如《古今图书集成》；锡活字等。这些活字版本的区别大概在两个方面，一者是字钉，另一者是印字之版。

胶泥活字上文已叙述，不在重复。简言之，铁板，胶泥活字。

木活字，西夏虽有，但其以效率换版面，暂且不提。中原的木活字应用自元人王祯起，其时作《农书》，历时十余年。预感篇幅较大，雕印困难，写《农书》中途请木匠制作木活字三万多枚。《农书》中记载了“造活字印书法”。王祯在旌德时，于1298年(大德二年)，用这套木活字印制了自己纂修的《旌德县志》。此处木活字为木字、木版。王祯将沈括所说供安放字钉的“板”和“范”两部分，合称为“盔”或“印盔”。这显然是取自二者结合后的形状，略似“盔”。其与毕昇方法的区别，是要将排好后的字版，放入窑内略加烧烤，使之密切结为一体，宛若整块雕版。同样，王贞没有解决木活字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的问题，以王祯《农书》后附《造活字印书法》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此来看一定程度上，木活字、锡活字都不是很流行。

金属活字，主要以铜活字为主，或者说铜极其合金，制作金属活字的方法至少有二种：其一为镌刻法，主要工艺流程有制范、铸字坯、镌刻等；其二为铸造法，主要工艺流程有制木字母、制泥范、铸活字等。

辛氏书中有“晋天福铜板本”《九经》，书版应是镌刻而非铸造而成，但镌字所用铜板却应是铸造成形，所以，自然也可以称作“以铜铸之”。我认为宋金元明各个时期铜印版上的文字，都应该是随版整体铸出，而不是在铸出的铜版上再行刻字。因为在“青铜”（铜锡合金）这类坚硬的铜质器物上，雕刻文字难度较大。明代中期以后，开始逐渐应用“黄铜”（铜锌合金），质地稍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雕制文字，但要是大批量雕造印刷用字钉，仍然难以实施。

另外，辛氏认为华燧之前中国亦从无铜活字印书的记载。

唐锦《龙江梦余录》（弘治十七年刻本）卷三：“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其法盖起于庆历间。时布衣毕昇为活板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令坚……其费比铜字则又廉矣。”

陆深《俨山外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金台纪闻》：“近时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夫印已不如录，犹有一定之义，移易分合，又何取焉？”

邵宝《容春堂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集卷八有《会通君传》即华燧传，略云：“会通君姓华氏，讳燧，字文辉，无锡人。……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之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

以上三条辛氏皆解释为铜板活字，从而认定明代华、安两家所刻之书皆为锡字。但是除此之外，另有史料记载铜活字，兹列举几条史料：

一是清人汪森《粤西丛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三“豢龙驯龙”条说：“计宗道，柳州罗池人，登甲科，官至衡州知府，家积书籍及玩好之物极富。其家有铜铸字，合于板上印刷，如书刻然。”

二是利玛窦《天主实义》（万历三十五年燕贻堂刻本）卷上说：“又观铜铸之字，本各为一字，而能接续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得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万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有质有文而不可增减焉者。”

在这方面研究上，辛氏使用列举法，选择对自己有利史料进行探究，有失偏驳。同样，还有一句“至于这段文字末尾‘公殁后，六家以量分铜字’云云几句话，我认为应是出自安璿的揣度。”这里的论证着实不太严谨。

另，关于铜活字问题，2018年春，有文物收藏者从日本购回九十七枚原为罗振玉旧藏的古代铜活字，并邀请国内版本学、金属学、钱币学、印刷史等学科的学者进行鉴定研究。多数人认为其出自宋元时期，这一发现对中国印刷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若是造假，则其无价价值，若为真，则应探究是大规模版刻所为 还是铜活字刻书的失败尝试。二重证据法的应用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这次报告基本就到这里，篇幅所限，还有许多问题没有阐释，如朝鲜铜活字与我国铜活字时间早晚以及对比研究、清代活字印书状况等等，留待下次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