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江源头在哪里(中国的三江源头在哪里)

□郭建强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于三江源头的文字描述和影像呈现,以多种表现形式,层层叠积,已然形成了文化的冰川雪峰景观。其间,探秘的、警示的、抒情的、沉思的;专业的、专题的、特写的……不一而足,佳作频出。时至

□郭建强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于三江源头的文字描述和影像呈现,以多种表现形式,层层叠积,已然形成了文化的冰川雪峰景观。其间,探秘的、警示的、抒情的、沉思的;专业的、专题的、特写的……不一而足,佳作频出。时至今日,如何再叙三江源,并以某种新的视角和质感触发观者,是要颇费思量的。

《我住江之头》的过人之处,首先在于将人文的情感表达作为引导,深深地通过叙事脉流,从而鲜明地与纯粹科普类的叙事做出了区别。全片总题采用了主观色彩浓厚的“我”,然而在第一集《生命》中着力呈现的是生命初创般天地鸿蒙混沌初开的地理景观。当然是从冰川冰柱冰凌冰雪世界开始,引发出乳汁般滴落、汇流、奔涌的孔雀翎羽般的江源奇观;进而水獭藏狐鼠兔喜马拉雅旱獭黑颈鹤、高原狼、雪豹……诸多蹄类鸟族纷至沓来,通过镜头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类似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快乐。编导、摄像、配音都采取了平和、平静、平视的姿态和语调,调取这些世居江之头的“我”的种种生命形态和行为状态,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灵境界浑然而出,从而不动声色地表达出了在不同的人类文化中出现的共情性主题:比如,物我同一,人法天地,崇敬自然的理念。在此,“我住江之头”之中的“我”,深深地犁开了人类情感和文化时空限阔,成为超越物类和时间的一声喟叹,调整着我们近乎固化的“万灵之长”的执念,而具深意。

之所以这样表述,是因为人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始终是自然之子。如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在自然环境中做出最为合理的生存发展的模块,在科技水平日益精进,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巨大的今天,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住江之头》:这部着力表现江源世界的纪录片就是在引导观众思考“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要去何处”的哲学问题。影片的叙述具有情感温度,而正是这些遍布全片的故事和场景,融入和融化式地将以上大命题做出了艺术的表达。比如,独眼藏狐艰辛哺育五只幼狐的故事,比如藏羚羊在高寒极地产仔求生的场景,既是生命之“我”的颂词,也是唤醒我们情感记忆的触发器。影片讲述雪豹的故事,层面丰富。客观呈现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王者的矫健和无力,称得上涵有生命张力的思考。由天地、由江河、由飞禽走兽繁花茂林,而至人类,《我住江之头》校准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位置和万物生灵之间的关系,清晰地显现出“人类和生命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一直处于共同进化的历史过程中,这个过程并没有随着人类物种的起源而结束,而是持续到现在。历史撰述不应忽视这一过程的重要和复杂性”(见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这一事实。

《我住江之头》正是沿着“环境因素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作用并影响人类社会变化进程的方式方法”和“人类环境思想的历史以及人类的态度模式如何激发了影响环境的行为”三个台阶推进。《我住江之头》的价值和意义,既是关乎当下,又是涉及长远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我”的内涵和所述都得到了极大掘进和拓展,其实就是万物共生的诗意描述和生态理念的刻显。在这种理念下,片中关于江源藏族的生活摹写和生命观念的认识,无疑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深度认识的一种反映。而生态管护员吴永林与他所救护的普氏原羚之间的动人故事,三江源牧民摄影师对于万物生灵持久的观看和观想,无一不是人类更加积极地调整自我行为以利生态的行动。《我住江之头》聚焦藏羚羊等动物对于铁路、隧道等人类设施,从畏惧到熟悉,再到依然以主人的姿态穿越,是现代复杂条件下人类与动物在大野交集的现实表达。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这是情感表达,也是事实表述。以更加宏大的视角观之,可以说,你我都是江之头的“我”,也是江之尾的“君”;三江源既是青海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讲述江之头的故事,就是在讲中国故事和人类故事。我们同在一块生命记忆版图内,也在共生奔涌的生命创造中;江源之水孕育灿烂生命,承接着星宇的动力催促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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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2022年04月08日 第7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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